2022年新形势下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的五大动向

2022年2月22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,提出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,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发展、乡村建设、乡村治理“三项重点”。中央一号文件有三处涉及城乡协同的提法值得关注,一是“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”,国家明确将县级城市建设作为新型城镇化主力,将县域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;二是“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、乡村休闲旅游、农村电商等产业”,注重将城市消费群体作为主要乡村产业服务对象,注重城乡的循环互动;三是“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”,在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双管齐下,同时注重本地人才培养和外部人才引进。

2021年6月正式实施的《乡村振兴促进法》,对乡村概念进行明确界定,即“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、社会、经济特征和生产、生活、生态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,包括乡镇和村庄等”,县域核心城区之外的区域都属于乡村,这是比传统农村大得多的一个空间范畴。作为一个地域综合体,乡村一词覆盖了传统意义上的“农业、农村、农民”三农范畴,并赋予更多社会学意义和历史人文内涵。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,其核心目标包括了“乡村产业振兴、人才振兴、文化振兴、生态振兴、组织振兴,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活动”,尤其是城乡融合发展目标,没有将城乡对立起来,而是呈现出了一个各尽其长、差序发展、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和场景。这也意味着,乡村振兴注重城乡互补,注重与城市市场、资本、人才的互联互通。

我国乡村地区占国土总面积98%,拥有全国55%农村户籍人口、65.5亿亩共有集体土地、6.5万亿农村集体账面资产,具有国内市场价值最大增量空间。通过对国家政策梳理及宏观形势分析,乡村振兴发展有以下五大发展趋势。

一、乡村人口还将进一步实现城镇化聚集

我国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人口绝对比重不断降低,是历史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。过去10年间,每年都有约1600万农村人口涌向城镇。2010-2020年期间,我国农村人口减少了1.64亿人。2021年,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4.72%,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6.7% 。“十四五”期间,国家还将稳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,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,2025年,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规划目标是65%,但实际速度还要快很多。在此背景下,各地县级城市,将成为我国乡村人口城镇化的主要载体。这也意味着,城乡融合作为是乡村振兴一大核心使命,需要抓住城镇化建设这条主线,加强乡村与城市市场、资本、人才的互联互通,加强城市现代化基础设施、管理经验、服务体系向广大乡村地区的引介。

二、乡村振兴有待更加充分自由的市场资源配置

“十三五”时期,我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,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。下一步,庞大农民群体要实现共同富裕目标,就要提供充裕的就业创收机会,解决城乡收入、区域收入、职业收入差距过大问题,从根本上说,这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建设,实现农村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。随着国内人口流动和迁徙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,广大农村地区长期处于空心化、老龄化和单向度人口外流状态,是社会经济发展洼地和产业金融资本盲区。只有基本产权和土地资源的进一步市场化开放和畅通,实现外部市场资本和人才的逆向流入,才能实现新的市场均衡,乡村地区人口收入提升至社会平均水平才能实现。

三、科技发展及人口结构变化将推动农民群体转化为农场主

工业化生产深刻改变了传统农业耕作方式,清洁能源获取便利性增加,农业机械化生产不断普及,体力劳动耕作方式占比越来越小。传统农村衰微以及农业人口不断外流,反映了社会产业重心不断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。我们当今所面对的乡村不应仅仅理解为粮食蔬菜的生产地,而农民也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农业生产者,乡村所具有的户籍特征和广阔空间,承载了全国半数以上人口的栖居。乡村振兴,是要释放出乡村的农业生产和非农产业的潜力,并激发出这一庞大群体的发展创造活力。就农业生产而言,具有更高专业化程度的现代农场和农庄,将逐步替代广范围的自然生产村落。未来农业生产领域的两大重点发展方向,一是规模化的智慧农业和设施农业,二是小农场式精细农业和生态循环农业。农场主将取代农民群体将成为乡村主体,这一身份对应城市的业主群体,趋向于一个现代化独立法人概念,具有特别意义。今年2月9日,农业农村部印发《关于推进生态农场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》,鲜明体现了新发展理念悄然转变。

四、农业产业链重心不断从生产端向加工和消费端转移

从市场层面和产业经济角度而言,农业产业链主要包括了前端种养业、中端加工制造业、后端零售餐饮业等。整体而言,随着农业工业化生产水平不断提升,农产品相对价值趋于下降,而附加了更多劳动的食品加工和零售餐饮端,拥有着更高比重的市场价值。其中,农业品的品牌及地理标识体系快速发展,食品安全及其品质成为社会关注重点,并推动农产品生产、加工等领域进一步进行市场细分。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整体推进,农业技术和产业分工的跨境溢出效应也会逐步显现。今年1月28日,农业农村部特别发布了《“十四五”农业农村国际合作规划》,其中一些新提法和新动向值得关注。

五、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决定乡村竞争力及区域发展前景

农民,本质上是一种职业;农村,传统上是基础性生产单元和族群式生活方式。新时代背景下,农民逐步被机器和人工智能替代,其生活方式逐步被城市化社区集聚替代,其村落生产单元逐步被专业化农场和农业公司替代,这产生出了乡村治理的新形态、新需求和新困境。比如,乡村农业生产群体平均年龄不断上升、乡村个体生产和社会贡献度逐步降低等,但乡村公共服务刚性需求不断上升,基层农村社会运营成本增加,这凸显了基层公共治理难度和重要性。诸如乡村地区的就地就业、养老托幼、基础教育、男女失衡、婚丧嫁娶等,都是当下热点和难点问题。

就像各大城市间存在竞争一样,广大乡村地区的发展同样存在竞争,这种竞争不再局限于水源、耕地等生产性资源争夺,而会更多是对宜居生活质量、自然生态环境、市场活力、消费潜力、特色产业等条件的竞争,而乡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能力,是乡村竞争的核心要素。未来,那些临近大中城市以及自然生态资源禀赋较好村落,通过努力有可能持续吸引到城市群体入住及社会资本持续投注,从而发展为小镇新城,或繁衍为现代化的村落集群,完成人口新的聚集,实现对城市都市生活逆袭。不过,在我国其它一些地域的自然村庄,将缓慢和渐次走向兼并和集约。乡村空间下的区域竞争将成为新常态,由此衍生的乡村治理及公共服务将是长期和重大的政策议题。

作者:田志,高级经济师,现就职于中投咨询有限公司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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